古蜀文化特质

| | 时间:2008-01-10 | 浏览: 人次 | tag:

古蜀文化区正处于东部沿海及东南半壁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东南文化区,与西北高原以粟作农业为主的西北文化区之间交接线上,两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加之蜀地内人文地理环境的多样化,故其文化特征既带有本土性,又显包容性,在东亚大陆独树一帜。

一、以农为本

四川是我国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蜀地虽然地广但田不多,平坝河谷为主要农耕区。早期蜀人多是山前农业,完全依赖天上降水,后经疏水导流,开发了一些河谷平原,但面积都不大。迫于环境,蜀人开始开辟梯田,形成立体农业。农作物主要是稻、麦、黍、稷及豆类,园艺发达,圈养鸡、犬、猪及牛羊等家禽、家畜。

在四川,出土了的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用于炊煮饮食之用的各类容器、酒器和食器,还有大量的农业用生产工具。复杂而多样的各类陶器,反映了食物的多样性;专门化、成套化的农业用具,表现了当时农业品种的多样性,两者共同表明当时欣欣向荣的古蜀农业景象。

(一)种植业及养殖业

四川地区的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商周之际蓬勃发展起来的,家畜养殖业也同时发展起来。这一点,可以从杜宇“教民农作“的传说中看出。在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大力推行栽培农业,稻作农业尤为发达,史称盛产“膏黍,膏稻,膏菽,膏稷” ,战国时成为中国著名的产粮区。先秦四川的畜牧业主要集中在川西北和川西南,驯养各种动物,尤以马、牛、羊出名。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成为迫切需要。从新津宝墩到广汉三星堆,我们从当时的古城的规模和众多的非农业人口,可以推测出那时蜀地的农业生产已十分发达。否则,绝难以供养数以万计脱离农业生产的其他各阶层人口。

四川地区也是蚕桑之乡。蚕女马头娘的传说、嫘祖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蚕桑业的起源。张骞甚至在现阿富汗地区看到了“蜀布” ,两汉关于蜀锦的记述,成都“锦官城“的来历等等,都说明古代蜀地丝绸纺织业的繁荣兴盛。

(二)酿酒业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酿酒业的兴盛。这一方面是人们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宗教祭祀的需要。早在四千多年前的三星堆遗址中,就有大量的酒器出土,包括酿酒器具、盛酒器和饮酒器。这些酒器既有陶制的,也有铜质的,反映出当时酿酒业兴旺发达的情景。

据研究,古蜀国的大部分酒,同中原地区“汁滓相将”的酒不同,是去掉滓后仅饮汁的低度发酵酒。战国时期蜀人庙堂祭祀用的酒称为“醴” ,是一种仅发酵一宿便取用、酒汁清淡、连滓一起食用的浊酒。

商周到战国时期,蜀人的酒器在各个考古遗址中都占有相当的比例,表明酒在蜀人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以至庙堂祭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四川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农田水利

成都平原是由岷江等河流冲积而成的扇形的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美,但极易遭受水害——上游一旦山洪爆发,泥石俱下,平原顿成泽国,农作物被冲毁,城镇村落遭受破坏。因此,从远古时代起,蜀人便同水展开了斗争,开始了最早的水利事业。

蜀人水利的兴建与农业密不可分。早在史前时代,川西平原蜀人就有治水的优良传统。春秋时,开明治水,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岷江山洪爆发对成都平原的危害,促进了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发展和繁荣。

对农业生产而言,水利工程相当重要。农田水利的物质要素,一是水源,二是输排水沟。没有水源,灌溉成了无米之炊。蜀人于是千方百计地引水,主要是开发岷江等江河的上游来水。从杜宇时代就开始治水理水,最大的引水工程就是都江堰,还有洛水堰、绵水堰、文井江堰等,西汉文翁还兴建了湔江堰。这样从岷江到沱江水系的上游,都有了一系列的引水工程。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一种统一的模式——在河流从山区流向平原的关口上,用竹笼装卵石所制成的简易的“邛笼” 把水截住,然后分为几股,让水流服从人的意识,流进大大小小的灌溉渠道中。

在蜀地,人们还利用千坑万池来蓄水,如池塘、水田等。水田实际上就是一种小型的蓄水设施,既有栽培作物之用,又可以为其他田地提供蓄水。四川不少遗址中出土的陶制水田模型,就生动地描绘出古代蜀地农田风光:田里的水牛正在耕耘,塘里有菱藕,池里鱼在游,好一派巴山蜀水的田园风光。

二、礼制为主的非实用手工业

农业的发达,可以保证部分蜀人能够腾出手来从事其他工作;宗教及生活的需要,促使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当时蜀地的手工业主要是烧制陶器、冶造青铜、开发盐井、织纱纺绢等。蜀文化典型的陶器有:小平底罐、高把豆、高领罐、尖底罐、鸟头把勺、瓶形杯、尖底盏和三足炊器。开采盐井主要是由于四川拥有丰富的井盐资源,织纱纺绢源于蜀人对蚕桑的培养和利用。蜀人生产的蜀锦,花纹繁缛,品种多样,自古称奇;巴人生产的賨布,则是向王朝交纳的贡品之一。这些,都是基于农业及生活实用角度产生的手工业。

古蜀拥有发达的竹、木漆器业。资料表明,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上游最大的漆器制造中心。已发掘的多数考古遗存中都有大量漆器出土,有的还刻有文字和符号。四川拥有多种矿产资源,在巴蜀时期,金、银、铜、锡、丹砂、碧玉等资源,被制成各种器物,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和利用。

最具古蜀特色的手工业,是基于宗教祭祀之用而兴起的以礼制为主的非实用手工业,如青铜铸造业、玉器制造业等。

(一)青铜业

我国古代青铜的起源甚早,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了对铜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黄铜片,在山东胶县三河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铜锥,在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有青铜小刀,在豫西和晋南的二里头文化中已发现有铸造技术比较成熟的青铜器。到了商代,铸铜技术和造型工艺有了突破性的提高,种类更是繁多,有礼器、乐器、兵器、水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学术界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周和春秋,大约历时十五个世纪。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炼铸造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商周的青铜冶铸业所产生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人的明珠。有学者将我国青铜器时代分为五期:夏商之际为滥觞期,商末周初为鼎盛期,周朝中期以春秋中叶到战国末年以分别为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如果从技术发展阶段而言,夏商为萌生时期,商中期到西周初为成熟期。

古蜀青铜文化相当辉煌。早在商代中叶,古蜀国就已进入灿烂的青铜时代,三星堆是青铜成熟时期在长江上游古蜀地区的杰出代表。其出土的轰动世界的青铜造像群和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物,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灿烂辉煌,同时也显示了科技工艺的高度发达。这些青铜器不论在铸造工艺技术、合金成分,还是在风格面貌上,都与中原有别,说明了古蜀国的青铜文化是自成体系发展起来的。

从材料及制作工具上来看,蜀地的青铜器与中原不同的是使用的是无锌铅,后者加入的铅来自于伴锌的铅矿。研究证实蜀地不产铜、铅等矿,因此多来于外地运入。铜,在西昌、荥经有发现,而铅则来自于金沙江一带的不含锌铅矿。在三星堆还发现了熔铜用的坩锅——将军盔,与安阳所发现的相似。这些情况表明这一时期的蜀地已有大型铸铜的作坊,其采矿、运输、熔铜、浇铸相互分工配合。

冶炼铜器具上多采用陶范,先民的炼铜技术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现在其制范采用的耐火材料的冶炼和丰富多彩的纹饰上。陶范合模来铸制铜器时,大致可分为先制作陶范(内外范)——烧制定型——合范——熔化铜液——浇铸——修整加工等工序。先用的陶范外材料,其主要成分是石英和长石,也有方解石、褐铁矿、白云母、绿泥石等。这些材料要先经过淘洗,目的是将泥沙按粒度分级,同时将泥料中的碳酸钙、硫酸盐等有机物溶于水,减少其危害,有助于提高陶具的耐火度。制范时,工匠们在外范上雕刻精美的花纹,为了使陶范有足够的强度能承受高温浇铸而不变形,制好的陶范要经达烧制定型。

从铸造工艺上来看,铸造工艺根据铸造时留下的铸痕及工艺流程可分两类:一是使用浑铸法,即多范合铸,一次成型,如铜人头、小型铜面具、小型铜人、铜车器等。另一类则是使用分铸法,分步浇铸成型,如铜人和像座是采用从下至上分三次浇铸,粗大的铜手则是后再浇铸上。较大的铜器如铜尊、铜鼎等多采用此法。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外观浑然一体,华丽精美,若不仔细观察很难看出粘合的痕迹。

古蜀人在铸造工艺上采用了热补、焊铆等技术。热补主要用于对青铜铸造时某些部位发生的裂痕和缺陷进行修补,有些青铜头像里面以及青铜太阳轮形器和青铜神树底座下,均有热补痕迹。焊接与铆接也是运用得较多的一项技术。例如爬龙和夔纹的装饰分铸好后,再焊接或铆接在柱身上的。又如青铜纵目面具,其眼珠也是先铸好后再焊接补铸在面具眼眶中的,长大的耳朵也是采用焊接与铆接相结合的方法固定在面具脸侧的。青铜神树的底座,可能铸造时发生裂缝,因而留有焊接铜片并加以铆钉固定后的痕迹。青铜树上的龙,身上留有接榫,显然也是为了便于铆接,使龙和树能连接在一起。

这一时期古蜀地区的青铜熔炼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或是红铜与铅、锡的合金。对当时的青铜器化验分析表明:当时古蜀的工匠们已能熟炼地控制铜、锡、铅的比例,来达到控制铜的熔点;对铜、锡、铅比例变化对器物本身刚度、硬度及韧性变化的影响,也相当熟知。还发现这些器物中含有微量磷的成分,磷是铜合金的良好脱氧剂,加入后可使铜合金熔液的流动性增加,减少其内部结构中的气泡,增加质地密度,提高青铜的强度、硬度和弹性。

古蜀青铜铸造技术的先进和完美,显然是古蜀王国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综合反映,同时也是古蜀王国统治秩序的体现和象征。数量众多、铸造精美的青铜造像群和丰富多彩的青铜器物,在铸造工场或大型作坊完工后,堂而皇之地进入宗庙或神庙,放置在大型祭祀台上,便成为古蜀王国宗教信仰与精神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维持力量。

(二)黄金业

蜀地是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地区之一。据《华阳国志》载,绵阳一带“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 , 而广元昭化一带“有金银矿,民今岁岁洗取之” ,梓潼县“土地出金银” 。此外,岷江、沱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亦出产砂金。

蜀人是世界上最早开采、使用黄金的古老部族之一。从三星堆发掘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早在殷商时期,蜀人们就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制作技术,制作出了美纱绝仑的金杖、黄金面罩、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等。这些黄金制品,不仅显示了高超的加工制作工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远古蜀地的黄金制品与祭祀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金杖象征着权力,而黄金面罩则用于大型祭祀活动,是供奉于神庙或宗庙之中的巫师或部落首领的角征。在古蜀人的观念中,辉煌珍贵的黄金制品,与社会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重大祭祀活动紧密相关,它象征着王权和神权。

(三)玉石业

古蜀国的玉石器物相当精致。三星堆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玉石器,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玉石器作坊遗迹。这些玉石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制作工艺相当高超,无论选料、切割、琢制、钻孔、雕刻、研磨、抛光等,都有着相当的经验,显示出很高的水平,反映了当时玉石器制作行业的发达。

众多的玉石器,大多数都是与古蜀国的祭祀活动有关的礼器,如玉璋、玉琮、玉璧、玉环、玉瑗之类,反映了当时宗教祭祀活动的昌盛。另外一些玉石器则与古蜀王国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有的与礼仪有关,如玉刀;有的具有工具和武器的用途,如玉斧、石矛、石凿等;还有些则是属于装饰类,如玉佩、玉珠、玉管以及绿松石之类。有些玉石器很可能是兼具多种功能的,例如玉刀,既可以是蜀王宫室之中或盛大祭祀活动中的仪仗,也不排除用于渔猎活动或农业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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