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化特质

三、盛行神权巫术

礼器的丰富，当然是祭祀活动众多之故。

蜀地有着悠久而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传奇。神话有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类。自然神话主要与异形怪兽、异形植物等内容有关，社会神话则包括民族起源、迁徙、战争和英雄神话等内容。蜀王蚕丛、杜宇和开明，在川西平原的起源神话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纵目面罩、金杖，让我们管窥到当年古蜀宗教祭祀的场面。通天神树崇拜、神山祭祀、太阳神话以及天门观念，加上群巫集团的统治，共同构成了古蜀族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

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已经有了在神权和王权统治下的秩序井然的社会分工，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层和明显的贫富分化。可以说，古蜀王国主要是由蜀王与巫师集团、王公贵族与广大平民组成的社会。执掌最高权力的蜀王和主持日常各类祭祀活动的巫师集团是古蜀王国的统治者，这个群体也包括蜀王的亲属和以权臣为代表的王公贵族。他们统治着整个古蜀王国，掌握着各种权力，享有和支配着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广大平民阶层则分布于古蜀王国的各个领域，从事农业生产、畜牧养殖、渔猎采集、蚕桑纺织、商业贸易、建筑维修、制陶冶金、玉石器加工和其他各类生产以及作为统治者的仆役等等。古蜀国的能工巧匠，很可能就出自于平民阶层。他们是古蜀国的社会基础，也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古蜀王国是由以蜀族为主体的部族，联盟了西南其他兄弟民族形成的“共主制”或“酋邦制”王国。所以，在其社会生活方面，也同样展现出有别于中原和其他地区的丰富而浓郁的古蜀特色。

所谓酋邦制，就是高度组织化了的部落制度，是向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过渡的一种组织形式，即通常所称的军事民主时期。在这种组织下，酋长的产生，是由氏族贵族从那些与直系祖先血统有密切联系的酋长中选出来的。邦酋与各地方酋长之间的维系纽带，是共同始祖的血缘传统。在酋邦内分若干集团，每一集团有其首领，酋长主持公共活动的仪式，指挥军队，把各部落统一于一个整体。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中，高大的青铜立人像象征着蜀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众多的青铜人头像则代表各部落的首领，它们戴面罩的形态又表明兼具巫师之职。

神权的国家存在，除盛行巫术外，对于古蜀百姓，普遍存在广泛的信仰。这些信仰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崇拜，如祖先崇拜、众帝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蜀人使用龟甲、兽骨占卜，还时常举行大型宗教仪式，用巫术实现与神际的交接，寻求庇护和寄托。

四、特有的服饰文化

《蜀王本纪》曾对蜀族的衣装有“椎髻左衽”之类的简单记载。通过对三星堆等一系列成都平原考古地区出土的造像分析，古蜀人的服饰文化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极其丰富多彩：不仅有形式多样的冠帽和头饰，而且有华丽的衣裳和多种材料样式的服装，还有耳饰、手镯、足镯、项链之类的装饰物。当时统治阶层穿用的衣裳服饰主要用丝绸织制，而广大平民阶层则大都是穿葛麻之类“蜀布”制的衣服。

蚕桑和蜀族有着悠久的密切关系。黄帝元妃西陵女螺祖被后世尊崇为“先蚕” ，“蚕女”马头娘的传说也起源于蜀地，而后才广为流传。据考证，古代蜀人早在蚕丛时代就开始饲养家蚕了，到了鱼凫、杜宇时代，蜀地的蚕桑纺织更为兴旺、繁荣。

汉武帝时张骞至西域，已见邛杖和蜀布。左思《蜀都赋》中有“黄润比筒”之说，《华阳国志》记载“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 。这种黄润细布就是蜀中特产的一种细麻布，亦称蜀布，著名全国，并远销国外。蜀地的麻布与丝绸一样，也是行销国内外的一种畅销物品。

古蜀人的服饰特色，大体可以这样描述：

身体部份有内衣、外衣、中衣、长衣、短衣、对襟衣、絮服、上衣下裳、长衣下裤、甲衣、法带和腰带等，还有鞋袜，特别是一种足尖上翘的鞋最为流行。

发饰和头饰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头发有多种梳理编结方式，最具代表的是头发梳向脑后束扎，交错编成辫垂直颈部，如同现在的独辫式。也有盘发和高髻。头饰主要是头巾和冠，也有帽、盔等形式。

蜀地蚕桑丝绸纺织的发达，为蜀族丰富多彩的服饰打下了良好的环境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服饰制度。这些服饰都融会在一个配套齐全的体系中，即显示了族群意识和同一的文化背景，同时各个阶层服饰又有区别，其式样自成体系。此外，还吸收了其他地区的一些文化成份，如服装不仅仅是左襟，也有右衽等，而其腰带、玉饰等就带有更明显的商文化特征。

五、繁荣的地域文化

（一）古蜀的城市与商业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古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2.6平方千米，人口约8万。蜀都外高墙围绕，城内的祭祀区、宫殿区、生活区、作坊区，井然有序。

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建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但成都在当时还只是受蜀王都制约的次级城市。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20多万，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商代的蜀都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成都，还发挥着国际贸易的功能。商代以海贝为媒介同南亚、东南亚进行贸易，西周以后则以黄金、宝石和丝绸为对外贸易的大宗。成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二）古蜀的交通

城市的发展，盆地水道的众多，形成了古蜀纵横交错的水路，长江水系诸如岷江、涪江、嘉陵江、青衣江、大渡河为蜀地的内外交通提供了舟楫之利。从成都西出江原（今崇州）、临邛（今邛崃）、南出南安（今乐山）、严道（今荥经），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交通也都四通八达。

出蜀的陆路北有褒斜道，南有牦牛道，为北上中原、南下南中提供了便利。由成都经凉山地区达于云南而后入缅、印的“蜀身毒道” ，开辟于商周时代。蜀人通过这条古道，出入往来于缅、印地区，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条古道，便是后来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

（三）古蜀的文艺哲学及科学

发达的物质文明促成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蜀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支。古蜀人语言被中原人称为“左言” ，与华语不同。蜀在商周时代即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常被蜀人刻在青铜兵器上。战国时代，蜀人还使用一种与汉语古文字不同的方块表意字。这两种文字，目前均未被解读。

古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奇丽，巧夺天工。古蜀的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战国铜壶，器体纹饰分成采桑、宴饮、射弋、水陆攻战等连续画面，人物体态逼真，动作惟妙惟肖，堪称青铜艺术的精品。蜀地的织锦艺术和漆器艺术十分有名。织锦色彩斑斓艳丽，称为“奇锦” 。漆器上的彩绘则多以神话为主题，与楚漆有异曲同工之妙。

蜀中哲学较早受到道家的影响。老子所著《道德经》，在春秋末叶传入蜀地，对川西平原道学的兴起起到了启蒙作用，并最终促成了道教在蜀地的诞生。

科学主要体现为各种物质文化形式和制作技术，如金属工艺技术、制玉术、酿造术、建筑术，以及力学、几何学、算学、天文星象学等。遗憾的是，古蜀的这些科学技术均未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